“婴儿安全岛”之困：4个月超负荷收弃婴178名

近4个月接收弃婴178名已严重超负荷

“婴儿安全岛”将加强甄别救助

厦门“婴儿安全岛”目前大门紧锁，电子显示屏也停止运行。

□本报记者林泽贵　林世雄　文／图

“没有关门，不是暂停或关闭，我们只是加强甄别救助。”25日，厦门市民政局局长刘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这一句话。刘平指的，就是备受关注的厦门“婴儿安全岛”。此前，一把锁的存在，让婴儿安全岛一度陷入“关门”的传闻风波中。

给安全岛“上锁”的背后，正是厦门“婴儿安全岛”遭遇的尴尬：自1月1日设立至4月28日下午，厦门儿童福利院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已收到178名弃婴（儿），其中直接弃于安全岛的有167人，远远超过去年一整年接收的55名，几乎每天都有弃婴，最多时达到一天7个，每天五六个弃婴的纪录也有不少。本是为保障弃婴生命设立的“安全岛”，却“带”来了更多的弃婴，成为事实上的“弃婴岛”，激增的弃婴数量也已经超过厦门儿童福利院承受的极限。

厦门“婴儿安全岛”的尴尬坚守，算是给弃婴及其父母留下了一扇希望之门。但要破除“安全岛”的尴尬，不仅需要政府加大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的投入，同时还需要整体联动，实现均衡配置，在全国、全社会形成一体化的救助政策、方法，才可能给特殊群体兜起共同的底线。而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，对不负责任的弃婴者追究刑责，也是必须配套而行的政策。

在“争议”中设立尴尬下“锁门”

婴儿床、婴儿被、保温箱，可以延时报警……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木屋，构成延长弃婴存活期的临时庇护场所。2014年1月1日，按照民政部和省民政厅统一部署，厦门市试点的首个“婴儿安全岛”低调启用。

自设立之初，厦门“婴儿安全岛”就引发了有关“是保护弃婴，还是鼓励弃婴”的争议。质疑者的焦点主要在于，“安全岛”的设置会减轻弃婴者的负罪感，“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”。尤其是其他地市设立“安全岛”后出现弃婴骤增的现象，令这种质疑更甚。对此，厦门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王全弟无意去平息这种争议，“我们改变不了弃婴这种行为，但我们可以让无辜的孩子们享有生命的尊严”。他更愿意相信，弃婴骤增的情况仅仅是一段时间内的集中出现，长期来看并不会一直持续。

“婴儿安全岛”就这样在争议中低调前行。1月5日，首位“岛民”的到来，甚至还让工作人员有些“兴奋”。一名近两岁的女孩出生后3个月发现脑积水，家里花了30多万元后无力再承担治疗费用，就将她送到安全岛，希望福利院能帮助治疗。

女孩的情况，让王全弟和安全岛的拥趸坚信，“不到万不得已，哪个父母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？”随后的一些例子也似乎佐证了这一点。有6名家长在遗弃了自己的小孩之后“后悔了”，选择了重新带回。

然而，事情的进展让王全弟有些始料未及，尤其是3月16日广州“婴儿安全岛”宣布暂停试点后，厦门的安全岛被置于更尴尬的境地：几乎每天都有弃婴，陆续多天出现了每天五六个弃婴的纪录，“压力瞬间就分流到了厦门”。

4月初，附近居民突然发现，试行3个月后，婴儿安全岛的门锁上了。记者4月25日再次来到现场，婴儿安全岛的门依然锁着，就连外墙上电子显示屏也停止运行了。

“厦门安全岛不堪压力‘关门’”的说法旋即传了开来。

加强甄别救助　安全岛“锁而不关”

然而，一把锁依然挡不住弃婴者的步伐。弃婴儿依旧在增加，甚至在4月17日这一天创下了7名弃婴（儿）的新纪录。“已经严重超过我们承受的极限了！”王全弟介绍，自安全岛设立起至4月25日，儿童福利院一共收到了177名弃婴儿，其中直接弃于婴儿安全岛的有166人，是去年一整年厦门接收的弃婴数的3倍多。连同原来已有的弃婴在内，厦门儿童福利院本来规划15年到20年用的800张床位已被占了一半以上，人手更是应对不来，现有弃婴的看护受到很大影响。

“安全岛并没有关停，锁上只是为了加强对弃婴的甄别，更好地救助。”刘平说，作为试点的安全岛是一种全新的尝试，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，发现其中有很多复杂性，因此稍微调整了救助策略。他说，按照规定，婴儿安全岛的救助对象是弃婴，也就是一周岁以下的婴儿，但目前厦门接收的177人中，近一半超过1周岁，并不符合设立婴儿安全岛的初衷。因此，在广州暂停试点之后，厦门加强了对弃婴的甄别。

“甄别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”厦门市民政局副局长李龙说，经过宣传和劝导，有超过30名家长了解法律后果后放弃了遗弃行为，决定将小孩带回去寻找别的救助途径。而且，在甄别劝导半个多月后，弃婴明显减少，最近两天更是出现零记录。

根据甄别，送来的弃婴全部来自外地。刘平说，厦门也有不少类似的困难家庭，但却没有出现遗弃的，这除了厦门兜底保障较好外，也说明了厦门人法律意识比较强。在他看来，加大法规法律的宣传力度非常重要，要让更多父母认识到遗弃非法，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。

刘平的说法是基于弃婴家长态度上的微妙变化——从一开始偷偷摸摸送来，到如今已是“大大方方”地来。他坦承，大部分弃婴是重症患者，家庭无力承担医疗费用，父母把孩子送到婴儿安全岛，主要是想给孩子一个活命的机会。“但孩子放在福利院不如在家的好。”刘平说，实际上，对于重残儿童的救助，全国各地的政策都相同，只是在执行力度、保障程度和市民的了解程度上有所不同。经济条件困难的家庭，确实无力抚养的，可以与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，由他们帮忙抚养。

全国统筹救助破解“洼地”尴尬

从广州暂停试点到厦门“锁门”，不少人由此担心，刚刚起步的婴儿安全岛会不会诱发多米诺效应。有观点认为，民政部统一部署试点安全岛本身是一种进步，值得肯定，但必须看到，从试点开始的那天，安全岛实际上是打了全社会弃婴福利缺失的补丁。在多数地区尚未设立安全岛、城市福利供给不足的情况下，广东、厦门注定会成为婴儿遗弃的洼地。换句话说，这两个地方的试点，某种程度上是帮其他城市福利供给买单，达到极限只是早晚的问题。

刘平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他认为，要解决婴儿安全岛的尴尬，除了政府加大对社会福利中心的投入，希望全国、全社会能够逐步实现统一的救助政策和试点方法，统一标准，逐步铺开，保障需要救助的婴儿。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，需要整体联动，实现均衡配置，形成一体化，才可能给特殊群体兜起共同的底线，支起应有的安全网。

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傅永涛则认为，要加强法律层面的有效监管。他说，遗弃婴儿应该受到法律追究，但执行起来却有点难。他认为，法律需要明确，婴儿在什么状况下能够送到安全岛，符合哪些条件可以得到安全岛的救助，需要办理哪些抚养权移交手续，以及相关各方履行哪些法律义务，承担哪些责任。在他看来，对弃婴的救助与治疗是全社会的责任，将其全部强加给孩子父母并不公平，最好是加强国家保障支持，减轻普通家庭抚养残障、严重疾病儿童的物质负担，弱化他们的弃婴动机。

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、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则表示，国家应对整个儿童福利做一个调整，婴儿安全岛只是应对弃婴的一项措施，更重要的是“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”，分流福利院的压力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厦门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于维民也认为，残障婴儿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父母婚检、优生优育、孕期检查等措施落实不到位，因此，也要增加弃婴父母应承担的义务和家庭责任，而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社会和政府。